乡土中国中的理性法学

　　“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乡土中国》，费孝通，第6页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把目光聚焦于中国社会的基层，并以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事实上，中国基层社会问题的研究自然离不开法学的视角。在法学问题上，“乡土中国”同样具有很多特殊性。

　　不可否认，中国最广大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问题，中国社会现代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以上观点，均可以从我国每年出台的“中央第一号”文件中得到印证。费孝通先生曾说过，“一个真正关心中国人（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喜怒哀乐的人就不能不关心中国最基层社会的普通人的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人往往以为在为人民说话，在关心基层社会，却实际上从自身生活境遇出发思考问题。甚至有些出身于农村最后成为城市人的人，反过来却对农村的种种不足加以指责。

　　卡多佐在《司法过程的性质》中提到，“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福利”，任何法律都要在社会生活面前表明其存在的理由。如果不了解基层社会百姓的喜怒哀乐，不从日常生活中考察他们的需求，只从法治的原则、概念出发，那么在这个乡土基础上长出的法律和司法就毫无意义可言了。

　　从当今世界来看，法律的适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城市社会、工商社会而难以进入农业社会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包括从我国法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大多数人侧重于研究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需要，鲜有人将目光投向以基层农村生活为背景的司法研究。笔者在校时曾参与了赴广西贺州法院的实习活动，恰好又被分配到基层法院，从中深切体会到虽然很多重大案件也许都发生在中级及以上的法院，但对老百姓日常生活最密切的案件审理一定在基层法院。据笔者所在的八步区基层法院公报记载，八步区基层法院每年民事一审案件接受的比例占到整个贺州市的80%以上，刑事案件则在70％左右，两者加起来大概1600多件。而这一现象不仅只存在于广西贺州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几乎都是如此。无论从法官人数来看，还是从案件数量上看，基层法院实际上都是中国司法的最主要部分。

　　也许周永康是否进入了司法审判程序引发了更多人关于中国打击腐败决心的猜测，也许招远血案的审判引发了国人对打击邪教的关注，也许8年4次被判死刑的念斌最终被无罪释放引起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重新审视，但这些都不是中国司法的全部，缺少基层社会的司法不是完整的司法。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所影射出的基层司法，就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书本中没有的问题，如法律的普适性、乡土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的特殊性等。

　　基层社会是乡土的，在此孕育上的城市工商社会事实上也离不开乡土性。法治来源于实践，而最为深刻的实践恰好来自于基层司法。

　　司法若是单独在城市工商社会中发挥效用，脱离了最为根本的基层司法，不仅不可能指望法律的触角能够得到最广泛的延伸，形成法制，而且完全无利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