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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前“火箭少女101”队长Yamy（郭颖）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公司会议录音。录音中，她的老板徐明朝在会上号召员工一起羞辱她，从外貌、时尚品位，到自我认知、专业能力，对Yamy进行了全方位的否定。Yamy表示，自己被曾经最信任和依靠的老板打压，受到了极大伤害。随着此事持续发酵，“职场PUA”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话题。 所谓PUA，本义为“搭讪艺术家”，后被引申为包含控制、操纵、凌虐等行为的情感骗术。从原始定义来看，职场内的上下级之间，是不存在PUA的——领导与下属进行对话，哪里还用得着处心积虑地“搭讪”？ 实际上，无论对话是怎样展开的，占据主动地位的一方试图通过洗脑来控制他人的目的，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这套完整的“话术”，就是PUA。
“非常丑啊！超级丑好吗？很丑！”“我觉得她有病”“没人喜欢你”……随着徐明朝的这段话在网上火热传播，不少人觉得这是赤裸裸的职场霸凌，有人更是将职场霸凌与“职场PUA”直接画上了等号。 虽然两者颇有相似之处，但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职场霸凌只是一种纯粹的情绪宣泄，相比之下，“职场PUA”不仅是一种语言暴力，更是一种精巧算计。企业领导虽然极尽言辞凌辱之能事，但并不希望员工就此崩溃一走了之，因此，总是在凌辱与安抚之间谋求一种平衡。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所经历的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徐先生对我的态度总在矛盾的两极之间反复摇摆……我曾经真的以为，如果有问题，那一定就是我的错，是我做得不够好……是恐惧和自卑让我选择性地屏蔽了早已存在的伤害，让我整日活在自我怀疑中难以自拔。”Yamy的这番话颇具代表性——凌辱过后的安抚，既不是为了疏导情绪，更不是为了表达歉意，而是为了使受害者打起精神迎接下一次凌辱。置身于这样的企业氛围中，无疑是令人感到恐怖而压抑的。
不久前，某招聘网站发布的《2020年白领生活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六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经历过“职场PUA”；28.05%的人认为，遭受职场PUA的原因是职员自身能力欠缺。虽然只是“一家之言”，这组数据本身依然不乏参考价值。正是因为“职场PUA”的大面积存在，“火箭少女被PUA”的话题备受关注。 与之相对应的是，“弱者更容易被PUA”的观点不绝于耳。PUA作为一种情感控制术，最大的迷惑性正在于此。并不是弱者更容易被PUA，而是被PUA的人更容易觉得自己是弱者，而这种自我认知偏差，又很容易被渲染为一种大众情绪。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只有不断克服自卑情绪，才能最终走向卓越。但在充斥“职场PUA”的工作环境中，这显然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 在企业领导夹枪带棒的PUA暴力中，员工如果做不到转身就走，就只能默默忍受，以自卑的心理去寻找自身原因。长此以往，不仅遭受“职场PUA”的人会默认“弱者”的身份，旁观者也难免会接受这样的“角色扮演”。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热衷于“职场PUA”的企业领导不免更加有恃无恐，他们不仅肆无忌惮地宣泄个人情绪，而且还每每以“激励员工”“企业文化”等名义进行自我美化。 “职场PUA”之所以大行其道，一方面在于员工虽深受其害，却敢怒不敢言；另一方面在于企业领导肆意羞辱、操控员工情绪，却不需要承担任何实际的责任。“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承受语言暴力的同时，员工还要压制自己的合理诉求，以期换来领导的安抚。约束和问责的缺失，又往往使尝到“职场PUA”甜头的领导欲罢不能。这种畸形的企业氛围，既是劳资关系失衡的直接产物，也是法律约束乏力的生动体现。 6月1日，日本《劳动施策综合推进法》修正案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企业管理人员不能利用职权欺凌员工，包括大声威压性训斥，通过否定人格的言行对员工进行精神攻击等，如有违反将受到处罚。面对“职场PUA”，法律层面的拾遗补缺不失为解决之道。维护劳动者的尊严不仅体现在合理的薪酬机制，同时也体现在对人格尊严的保障和维护。“职场PUA”值得批判，但显然不应该止步于口诛笔伐。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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